大约三年前，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提出，中国经济应该从“世界工厂1.0”向“2.0”、“3.0”转型。这一概念指出了中国经济和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对当前及未来的中国产业政策仍有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各部委和地方开始进入“十三五”规划的编制季节。与过去略有不同的是，据工信部透露，此次工业领域的“十三五”规划将弱化“五年”的时间限制，直接扩展到2025年，直接考虑未来十年的工业发展战略。在这份名为《中国制造2025》的中长期规划中，将首先确定顶层制度设计，再形成重点行业、领域和区域的相关规划；此外，规划还将强调“工业4.0”战略，推动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
    据了解，“工业4.0”概念由德国提出并倡导，中国高层在不同场合都提到德国工业4.0的重要意义。今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德国时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署名文章，重点提到德国“工业4.0”战略；在5月召开的2014智能制造国际会议上，工信部部长苗圩也提及，全球制造业互联网化正成为一种大趋势，比如德国的“工业4.0”计划。
    所谓“工业4.0”，是相对于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的“工业1.0”、20世纪初电气化的“工业2.0”、及20世纪70年代信息化的“工业3.0”而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2011年于德国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Hannover Messe 2011）上，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董事兼行政总裁沃尔夫冈•瓦尔斯特尔教授在开幕式中提出，要通过物联网等媒介来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提高制造业水平。在2013年举办的“Hannover Messe 2013”上，由产官学专家组成的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了最终报告——《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宣告以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到来。
    具体而言，“工业4.0”主要分为两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该计划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集中式控制的工业生产模式不同，“工业4.0”将更强调“分散化”，目标是建立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的生产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传统的行业界限将消失，并产生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将发生改变，产业链分工将被重组。
    基于“工业4.0”的特征，中国在推动相关发展战略时，需要格外注重顶层设计，并巧借内外合力。对于拥有成熟工业体系的德国而言，“工业4.0”尚且是一种新的尝试与设想，更不用说在工业体系上瞠乎其后的中国了。“工业4.0”绝非闭门造车可以推动形成的，需要加强与全球领先工业企业的合作，并深化国内工业体系改革，为中小型创新性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
    在对外合作方面，中国企业“走出去”与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需要同步进行。当前，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正进入高速增长阶段。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达1010亿美元，成为居美、日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并可能在今年成为净对外投资国。不过，中国在对外投资的制度建设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对已收购资产的性质认定，以及中国政府对海外并购复杂的审批程序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而在吸引先进外资“走进来”时，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也令部分外企心存疑虑，在经济议题中赋予了过多的政治色彩。
    在内部改革方面，中小型创新性企业的发展将是“工业4.0”战略的关键，而这正是中国工业体系中所欠缺的。在国内，并不缺少像中石油、一汽这样的大型工业央企，但这并不符合“工业4.0”强调分散化、个性化的特点。受制于体制机制障碍，甚至还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大型央企们可能难以担纲“工业4.0”的主力。相比之下，那些勇于尝试破坏性创新、体制机制更为灵活的中小型创新性企业，才是“工业4.0”真正的载体。但在国内，这部分企业往往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且很容易陷入政商关系、恶性同业竞争的泥潭中，难以专注于主业的发展。中国政府需要创造良好的工业发展环境，为这部分企业扫除后顾之忧，而这离不开一系列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
    最终分析结论：
    中国政府将提出新的工业发展规划，聚焦于十年的中长期发展，源自德国的“工业4.0”战略有望成为重点。中国打造“工业4.0”需巧借内外合力，充分盘活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资源。其中，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将成为破除阻力、释放企业活力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