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君小编 | 文

当前，日本制造业正深陷矛盾与分裂的困境：一方面，近四成日本制造业巨头正撤离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丰田汽车却向中国供应链“妥协”。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8月初公布的2025年度设备投资计划调查结果，引发了广泛关注与震动。数据显示，42.6%的大型制造业企业打算缩减在华业务规模，而计划扩大业务的仅占10.7%。这一比例创下历史新高，与对美业务（25.6%计划扩大）和本土业务（35.7%计划扩大）的乐观预期相比，形成了鲜明反差。

然而，日本企业的态度却呈现出复杂的两面性。

丰田汽车首次主动促成泰国供应商与中国企业合资建厂，试图借助中国零部件的成本优势来降低生产成本。

而数年前，日本家电业就曾上演过一轮“中国大撤退”，三洋、索尼等知名品牌纷纷收缩传统家电业务。

美国关税政策成为推动日本企业战略转向的直接原因。

调查显示，超过四成的企业明确将“分散供应链风险”列为缩减在华业务的主要原因。精工爱普生的举措颇具代表性：由于担忧在美关税成本上升，该公司已将投影仪生产从中国转移至菲律宾，机器人生产线则撤回日本。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引发了日本企业的焦虑。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西滨彻指出：“经历疫情以及对局势的担忧后，分散风险变得愈发重要。”这种焦虑在投资数据中得到了直观体现——2025年日本企业对华设备投资计划下滑4.4%，与印度、东南亚地区的高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日本企业本土回归的趋势也十分显著。

35.7%的企业计划扩大本土业务规模，国内设备投资总额预计将达到22.7万亿日元（约合1.1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4.3%。这一“回流”现象背后，既有政府补贴的激励作用，也有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防御性考量。

当前出现的撤离潮并非个例。

早在2011年，日本家电行业就曾出现“从中国大规模撤退”的现象：海尔收购了三洋的冰箱和洗衣机业务，日立将电视生产全部外包，索尼则出售了合资面板厂的股权。当时，促使这些企业做出决策的因素包括日元升值、行业利润率降至5%以下，以及市场对中国可能调整关税政策的预期。

然而，汽车产业的情况却截然不同。

日本汽车企业在华建立了深度嵌入的供应链体系：丰田在华设有9家独资公司和15家合资公司，仅一级供应商就超过800家，带动上下游企业超过5000家。2019年，日系车在华销量突破500万辆，占丰田全球销量的17%，占本田全球销量的30%。

失业君小编观察认为，这种差异源于产业链的不同特性。

家电行业更容易转移产能，而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构建周期和投资周期较长，且遵循“本地采购、贴近市场生产”的原则。如果撤离中国，日本车企将“失去中国市场的份额”。

面对这种两难局面，日本企业探索出了一种折中方案——“第三国供应链”模式。

丰田在泰国的布局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通过促成泰国Summit Group与中国企业合资，在东南亚生产低成本的中国零部件，目标是降低电动车生产成本30%。

这一策略包含三方面考量：

规避政治风险，在非中美地区生产，以缓解地缘政治压力；利用比较优势，结合中国零部件的性价比优势和东南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维持体系稳定，避免直接冲击日本本土供应商的利益。

不过，这一模式也存在内在矛盾。

正如观察家所言，这只是在“给绑在身上的铁链稍微松了松螺丝”，核心部件仍依赖电装、爱信等日系供应商，整体供应链“如同笨重的巨轮，难以迅速调整方向”。

调查数据揭示了一个显著矛盾：虽然有42.6%的日本企业表示计划缩减在华业务规模，但仍有高达85%的在华日企选择保持现有经营状态。这一现象折射出日企撤离中国市场的现实困境——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和不可替代性。

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最新调查，过去五年间考虑缩小或转移在华业务的日企比例始终稳定在10%左右。具体到汽车零部件行业，在华的539家日资企业中，82.4%实现盈利，这一比例显著高于75.3%的全球平均水平，且为当地创造了28万个就业岗位。

技术层面的深度融合构成了更深层的制约因素。

《联合早报》分析指出："在中日产业合作密切的汽车、机械等领域，双方在创新协同、品质提升和成本控制方面仍保持着互利互补关系。"强行推动产业链脱钩将引发"全球汽车产业体系和国际分工格局的重大重构"。

日本制造业巨头正面临现实考验。

当丰田在泰国市场测试的中国零部件供应方案遭遇日本"经连体系"封闭供应链的阻碍时，当印度制造业效率仍不足中国八成时，此前42.6%的撤离计划很可能被迫调整。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发出警示：

"若贸易保护主义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企业投资计划将面临显著下行压力。"

那些试图在东南亚重建中国式供应链的企业终将认识到：产业生态系统的迁移难度远超单纯的生产设施搬迁。

日本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关键在于如何在安全关切与效率依赖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