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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中国经济就顺利了、容易了——许成钢教授访谈录
2023-02-13 09:13:25

      在经历了三年抗疫之后,“稳经济、促发展”再次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但仅仅去掉抗疫政策对经济的束缚,就可以让中国经济重回人们所期待的增长轨道吗?换言之,中国经济的问题仅仅是这三年疫情造成的吗?只关注疫情因素,是否遮蔽了对中国经济更深层、长期、结构性问题的思考?

       带着对中国经济深层问题的追问,《经济观察报》采访了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教授。

      许成钢1950年代出生于北京,经历过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年近30岁的他再返学堂,在清华大学学机械工程,之后在哈佛转学经济学,师从雅诺什·科尔奈,研究苏东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转轨。博士毕业后,他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港大任教,同时长期在哈佛做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在学术和政策讨论诸方面参与了中国的改革。

      在许成钢看来,“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从最贫穷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可以正常做的事弄成了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认同的可以执行的法律,“这就得有法治,有独立的执法机构才能保证公正”。

       在此次采访中,许成钢表示,近些年中国经济遇到的困难,直接原因是民营经济、企业家们非常困难,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法治不健全,合同不能得到执行、产权得不到保护,无法激励长期投资。并且,这个问题在十多年前就已显露。回望中国改革开放后4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他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才可能顺利;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一定困难。

他还指出,所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和自由。

|访谈|

民营经济顺利了,

中国经济就容易了

问:       

你曾经在评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时认为,改革以来的成就实际上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制度创新——市场、民企和私有产权;后来你在评述林毅夫教授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潜力(若充分挖掘潜力,8%的增速还可以持续20年)的观点时,也特别强调制度因素——换言之,制度前提决定了潜在增速能否变成现实。那么,在你看来,中国从1978年的制度转轨到今天40多年过去了,现在处于转轨进程的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以现代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中国还需进行哪些有效的制度变革?当务之急是什么?

许成钢:

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重要的是首先需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什么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别的国家是什么情况,然后才能弄清楚中国的改革发生了什么。

中国改革的起点,实际上是“文革”的终点,其特点是“中央对社会所有最重要方面全面控制,具体的行政运作、经济功能、资源配置上,则由地方党政处理,地方党政在政治绝对服从中央的前提下,在行政和资源上有相对的自主权”。

      按官方和教科书的说法是,在“文革”结束时“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这就给了经济改革很大的推动力。所以,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在挽救制度:如果改革有初衷,那初衷是想挽救制度——可以做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但并不是要改变这个制度。这与清末的洋务运动相似,那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完全适用于改革开放——原来的制度为体,改革开放为用。

      由于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制度基本上跟苏东国家一样,只是具体运作方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是全面向中东欧国家学习,非常努力地学习他们怎么改革——中国既派人去,也邀请他们来。为什么不是学苏联?因为当时中苏关系很紧张,在外交上中国跟美国是朋友,也跟日本成了朋友。

问:

     也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制度学习对象是中东欧,而不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进而言之,改革开放之初并没有确定说一定是往市场经济制度方向走?

许成钢:

      中东欧国家第一个开始经济改革的是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开始了,改革的方向叫“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由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于1930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提出,但真正用作经济政策、朝这个方向努力的,首先是匈牙利,然后其他中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跟着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就努力学习他们。

     但实际上所有“市场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严格讲,全失败。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后来决定改弦更张、彻底否定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变成市场经济?背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搞了20多年的经济改革全面失败。而且,他们的学者、改革家最后都认识到了,问题在制度不在政策——只要这个制度妨碍市场经济发展,这个制度就无法改革。如果想改革,就要放弃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允许民营经济存在和大发展。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改变经济体制,那最后只好换一个制度。

     中国原来是要学习中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但和中东欧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在改革的过程中,民营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了——这从来都不是有意设计的,而是实际上发生了。在它实际发生之后,政府意识到,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救了中国经济。那么,还要不要让民营经济继续发展?要它发展,就把中国的经济救下来了;要是不让它发展,经济立刻出问题。

     无论是中东欧国家还是苏联,他们全都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中国自己的经验也一样。所有这些实际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只有让民营经济成长起来,经济才能正常运作;否则,经济里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下,民营经济在实际上占中国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过3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这30多年里民营经济发展了。

后来出现的问题,原因跟刚才讲的逻辑完全一致——民营经济顺利了、容易了,经济就顺利了、容易了;民营经济困难了,整个中国经济就困难了。现在整个中国经济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原因就是,在这几年里民营经济非常困难、企业家们非常困难——他们困难了,大家就都困难了。这是经济自身规律决定的——经济规律归根结底就是激励机制问题。当给民营经济带来困难的时候,就为经济制造出巨大的激励机制问题,其他的困难也就接踵而至。

中国改革的实际堵点究竟在哪儿?

问: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因为当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定要转型到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样一个最终目标吗?

许成钢:

      当讨论到邓小平的时候,主张改革的人们只强调他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白猫黑猫”,而忘记了他讲的更多、更重要的说法(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意味着,所谓的“过河”,是在这四项原则不能碰的情况下怎么能改善效率。中国务实、灵活,只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剩下的干什么都行。于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苏欧计划经济完全崩溃的背景下,中国放松了控制,民营企业趁机发展,挽救了中国的经济,并为其发展奠定了基础。问题是,中国的民营经济是否能持续发展?

      观察这个过程,首先需要知道:什么会妨碍产权、民营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在什么情况下能发展?这不是谁坐在书斋里能够编出来的,也不是谁发明两个词就能绕过去的,而是个实证问题,必须看看全世界各个国家是怎么回事。

      没有例外,全世界的发达国家,100%都是保护私有产权、司法独立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为什么?就在于要保护产权——只有产权得到保护,经济和国家才能发展;不保护产权,民营经济就不能发展、市场经济就不能正常运作。想让经济正常运作,就得保护产权,就必须有独立的司法。

      法治是什么?就是法庭、法官是中立的,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首先就在法庭。如果对政府权力没有限制,权力都去司法那里抓一把,这个社会没有可能正常,经济也就没有可能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宪法》规定保护私有产权;也有了《民法典》规定自然人的产权归自然人所有,当自然人之间产生矛盾、有人侵犯产权的时候该怎么办。法律不光是白纸黑字,法律是要能执行的。法律的执行在法庭,法庭必须中立地能按照白纸黑字去执行法律。

       比如,人们都特别关心中国股市。股市其实就是一个交易金融合同的地方——股票就是一种金融合同。大量金融合同的交易,能否正常运作,靠的就是保护产权的法律和独立的司法执法。当没有法律或者不能执行法律的时候,这个股市是没有可能发展正常的,一定是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力量都来搅和一把、来影响股市。

      再比如房市。房市也都是大量的金融合同、抵押贷款的执行问题,而合同的执行是不是可信的,归根结底也是法律执行问题。当没有保护产权的法律,或者没有独立的法庭能保证合同执行的时候,合同的执行就是空话,最后乱七八糟各种和稀泥的方法、抢夺的方法、骗人的方法就会都来了。

      中国的改革之路实际上就堵在这:今天中国改革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就在于法治不健全——这使得合同不能执行、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个观点,我已经讲了十多年。

      法治不健全、法律得不到执行,那企业家怎么会投资?经济还怎么发展?尤其是和创新相关的投资,都是很长期的投资,要冒很大的风险,只有企业家安心、自由的时候,他才会做这样的投资。所以,经济要能够有长期发展,得给企业家创造条件,要让他的确是受到保护的、自由的。“文革”刚结束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不是最贫穷的并不是很难——任何国家,从最贫穷的变成中等、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是很难。因为,一个国家如果位居最贫穷之列,一定是因为其制度人为地把各种人们正常可以做的事弄得不能做,只要稍微让人们能正常一点,就能到中等状态。

       但到了中等状态,如果还想再好一点,就需要有好得多的秩序——靠的就是有人们可以认同和可以执行的法律,就得有公正独立的执法机构、有法治。所谓先进的制度,关键不在技术上,而在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上、在司法独立上。而司法独立在英国几百年前就实现了,所以只有那里才可能产生产业革命。

问:

      你刚才谈到,一个国家从最贫穷之列追赶到中等水准并不难,只要把过多的人为束缚去掉就可以了,你也曾提到,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本质上是个制度问题,怎么看中等收入陷阱里的制度问题?

许成钢: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世界银行从数据里看到的一个现象,不是解释。如果要解释,实际上可以看得很清楚:所有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法治。掉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多都是私有市场经济、甚至也都是有选举的,但它的宪制不能很好地运作——要么政府可以侵犯私有产权、左右法庭,要么社会上存在很大的势力可以侵犯别人的产权、可以左右法庭,使得普通人得不到充分的保护、没有充分的自由。

       只要人没有充分得到保护、没有足够自由,同时还给它一些机会让它能运作,它就是中等收入。要是连那个机会都搞掉了,它就很贫穷——很贫穷的国家,基本上就是所有人不断受侵犯、严重受压抑,只要把对它的侵犯和压抑稍微缓缓,它就变成中等收入了;但如果保护还不够,它到中等就上不去了。

      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美国、英国是天堂,绝对不是。任何社会里都有无数问题。美国、英国都有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也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即便是北欧国家,哪一个都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但跨国对比的时候,国家和国家之间到底优缺点是什么,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即便在美国硅谷这个全世界最富的地方,也能看到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差别。很多人非常不喜欢贫富差别。但这种性质的贫富差别,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存在于任何一个发达的地方,没有例外。

       当年狄更斯写伦敦的故事,就是他在伦敦看到的富人跟穷人是如何在一起生活的。产业革命以来,这些穷人在进入富裕地区之后,他们的境遇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激进左派的观点认为,他们的状况绝对是恶化,而且将来会越来越恶化,所以无产阶级一定要革命。但大量经济史家们通过研究几十年(如果不是上百年)积累的大量数据证明,实际上穷人在发生产业革命的地方工作生活的境况都改善了,他们是为了改善境况才来城市的。

       其实不用看别的地方,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任何中国主要城市,都有大量农民工。他们为什么来城市?因为他的境况改善了——和他在农村比,他赚到钱了;如果境况不改善,他们就不来了。拉丁裔为什么拼了命往美国跑、来干苦活脏活,因为他真赚到钱了,这地方的工资比他老家高太多。和这儿的人比,他很穷;和他老家人比,他很阔。所以,每个地方都有自身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社会问题得在一个更大的图景里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跨地区的)。

后发本身无所谓优势还是劣势

问:

      你曾在一篇关于创新的文章中指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从投入角度,资本投入、人力投入、土地投入等等,资源配置达到相当程度——经济学上叫均衡状态,换句话说是优化组合。在此条件下,再向前走靠的是技术创新”。那对于中国来讲,除了技术,资本、土地、人力的资源配置是否还有提升潜力?如果有,需要怎样的制度变革才能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潜力?

许成钢:

      这个地方的用语我要改正一下,当时记录可能是漏了部分内容,不应该只说是均衡状态。比如我们讨论中国,当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体处于落后状态时,那么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更基本经济要素的有效率的使用——土地投入、资本投入、人力投入,然后技术是可以靠学习的,不是你自己发展的——很多人把“技术”理解成工程技术,但“技术”远远不光是工程技术,一定要广义地去理解,它还包括了制度、管理、市场的运作,甚至包括了怎么借钱(资本市场)。

       如果没有制度上的人为限制,所有这些广义的“技术”都可以学。一旦和发达国家学来这些,就能够很快缩小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这个差距缩小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变成相对发达的国家,这时候就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开发了。当然,在学习别人的时候,大量的内容也涉及简单初级的研究与开发——完全没有研究与开发,是学不来的。比如仿制药,也都是要做研究与开发的。研发占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升高,讲的是这个道理。

      什么叫相对发达?人均GDP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接近一半。中国现在和前沿国家相比,才达到1/4-1/3之间。当与前沿还差得很远的时候,经济要继续发展,最主要的还不是在前沿方面的研发——需要研发,但是为了学别人要做的研发,而不是前沿的研发。

     为什么这样讲?简单的统计就能看得很清楚:一方面中国人均GDP只是发达国家的1/3,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1/8-1/10的水平。还有另外一种统计方式——单位劳动成本,比如同样是生产一辆汽车,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比美国低不了多少、比欧洲好多国家还贵,这样你就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普遍劳动生产率低。因此,中国有非常大的劳动生产率空间要提高。当劳动生产率差这么远的时候,为了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不是前沿技术,而是需要发达国家最普通的技术——不光是工程技术,是所有的制度、管理、市场、金融等等。

      为什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这么低?不是因为中国人笨,主要是因为种种障碍,使得人们缺少提高效率的动力和资源。美国股市里最挣钱的全是高技术公司——苹果、谷歌、亚马逊,谁发明创造力强,谁最挣钱。中国上市公司中哪些企业最挣钱?全是银行、金融机构,他们的利润最高。这些金融机构没发明什么东西,凭什么钱都让你挣了?别人挣的钱都被银行拿跑了,别人还怎么改进?这就丧失改进的动力和资源。只有企业互相竞争,才能够公平;不公平。怎么能提高效率?怎么能让搞实体的企业还有动力和能力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得改,得把钱还给创造价值的企业。

问:

       你肯定很熟悉林毅夫先生的“后发优势论”和杨小凯先生的“后发劣势论”,你如何评价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

许成钢:

      这个问题学术界几十年前就提出来了,最出名的是哈佛大学格申克龙教授提出的“后发优势”。他是个经济史家,他的“后发优势”具体讲的是德国追赶英国——英国因为产业革命变得很发达,德国落在了英国之后,到了20世纪早期,德国就追上了英国。作为经济史家,格申克龙讲的“后发优势”是个现象,里面没有理论,不能把他讲的这个“后发优势”当作一个理论到处去套。

因为你比别人落后,会不会就很容易追赶别人?这是有条件的。

       经济学里面的增长理论,长期存在过一个悖论:按照增长理论,全球各国经济必须收敛趋同。但世界上不仅持续存在贫困国家,而且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如果全球经济在收敛趋同,那就意味着所有落后国家都有后发优势——所有落后国家都会发展比别人快,所以全球经济收敛。当后发优势到处存在的时候,全球经济就不存在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分界,一定都会变成一样,因为落后就都有优势。但这很荒唐,数据上看根本不存在这个事情。

       所以,任何试图把“后发优势”作为普遍道理拿出来讲的,是违反了最基本的全球经济数据。所以,不存在后发优势的普遍道理。

那有没有“后发劣势”?全球数据告诉我们,没有。比别人落后,是不是一定是优势?不一定。是不是一定是劣势?也不一定。简单地把落后本身当作动因,无论朝哪个方向,都是错的。比如韩国很落后,后来变成了发达经济体,哪里来的“后发劣势”?

      这跟讨论“中等收入陷阱”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收入水平不是机制——收入本身是前进还是后退,不由收入水平决定,不由你是发达还是落后、亦或是中等收入,而是由制度决定的。如果你的制度有利于发展,你当然有后发优势,你到中等收入以后就会变成发达的。

       单讲什么后发优势或者劣势、中等收入是不是陷阱,都没有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制度,发展决定性的因素是制度,而不是什么收入比别人高还是低。你可以当初收入比别人高,但只要制度好,很穷的地方也可以变得很阔;制度不好,很阔的地方就可以相对变穷。非洲为什么那么穷?不是因为它地理上多么差,非洲地理上并不差,是因为不断地打仗、用暴力抢劫人家的东西,就穷得一塌糊涂。战争暴力是制度的产物。

问:

      新制度经济学有个观点:从长时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除了要关注其增长期的持续时间和幅度,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其衰退的频率和幅度——比如,有的国家在历史上某个时期的增长速度很快,但这样的增长期老是被衰退期打断,衰退期出现的频率和衰退的幅度都很大;而有的经济体尽管增长速度不是很高,但它负的衰退的周期出现的少、衰退的幅度也小,日积月累,就成了发达国家。如何看待导致一个经济体衰退频率和幅度的制度根源?

许成钢:

       离开具体的制度,抽象地讨论增长和衰退,一定不得要领。如果我们讲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属于标准的经济学问题,有很多研究——人们也不称它为制度经济学,只要是资本主义制度,就有经济周期。如果讨论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离开了经济周期以后看到的那种繁荣、衰败,其实往往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制度问题——之所以这些国家是不发达国家,是它的制度决定了它不发达、决定了它会衰败。

      所有的不发达国家,没有例外,全都是没有宪制的——就有一伙人太强、比别人都强,这伙人可能是军人,可能是某个党派,也可能是某个财团、某些家族,然后他们利用自己比别人都强,就会去侵犯别人,即便这帮人又聪明又关心社会,某一段时间能让社会快速发展,但只要制度里面充满了强取豪夺,早晚有一天要衰败。改进制度就是要保护私有产权,防止以任何借口出现的强取豪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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